1965年9月，当顾准第二次被戴上“右派”帽子，妻子为了孩子被迫提出离婚，被其誉为“叫花子吃鸭子———只只好”的子女，为站稳立场划清界限不认其父，革命群众更是痛斗痛打，可谓众叛亲离，独居于集体宿舍，自谓“丧家之犬”，数动求死之念。然而，就在这种绝境中，顾准的人格仍熠熠发光。与其相处10年的吴敬琏先生记载了一则感人的故事：
“清理阶级队伍”运动中，顾准的一位老朋友兼老上司林里夫曾用荒诞牵强的推理“揭发”顾准，指斥他在30年代是执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“内奸”。很久以后，直到周扬得到解脱，顾准的“内奸”问题才告解决。1972年顾准回京后，对林里夫却多方照顾，考虑到这位老友也处于凄苦处境，逢年过节总是约他共餐对酌。吴敬琏当时很不以为然，认为对这样的人，不去回敬他一拳已算仁慈。顾准却说：你真是不懂世事，他这种古怪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，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讯“审干”做法造成的，是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。悲惨的人生遭遇形成了他的古怪脾性，我们应当同情他才是，怎么可以苛责呢？
林里夫乃上世纪30年代抗战前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（宋庆龄任主席）党团书记，顾准的入党介绍人。由于顾准的“恕道”，这一对老战友的友谊得以维系始终。
当然，能够达到这一“有容乃大”的恕境，是有思想根源的。顾准从现实中认识到不应一味强调斗争，更应提倡宽恕。他认定这个世界最终要实现“大同”———四海之内皆兄弟。他的座右铭是：“宁可天下人负我，我不负天下人。”一次，女同事张纯音与顾准争论：“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，你再将右脸递上去，完全是一种奴隶哲学。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，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。”顾准答：“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，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，才总是斗争不已。如果大家都有宽容仁爱之心，这个世界会好得多。”顾准从实际生活中意识到：宽恕是必要的绝对的，斗争是策略的相对的。人格的背后是境界，境界的根底是认识。智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强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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